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仅在2018年就向外提供了超过1430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这些钱都用在了哪里？为什么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为什么中国成为了承担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性部门援助的主力？为什么“捆绑援助”在西方已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在中国却是新概念，且是西方批评中国援助的新焦点呢？本书试图发掘一国国内产业结构特点与其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回答上述问题。 本书以英国在2002年领先其他西方大国宣布废除捆绑援助政策为例来阐述援助国国内产业结构变化对其援外行为的影响：在西方援助全面服务化的背景下，英国第三产业出口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使其成为了去捆绑规范加速扩散的*受益方。 由捆绑援助议题谈开去，在服务经济时代如鱼得水的英国与作为“新世界工厂”的中国，在是侧重援助软性社会部门还是基建和生产性部门、是强调方案援助还是项目援助、在援助实施中依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还是建筑工程类第二产业企业等方面存在差异。应该说，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以英国为代表的后工业化西方在国际发展与对外援助事务上的利益和主张差异。目前西方传统援助集团主导全球发展治理，使得中国必然会面临“对外援助去捆绑”等规范的压力；但这也意味着双方拥有基于各自国内产业优势在国际发展领域进行合作，为受援国提供互补性发展资源的天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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