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是个重视典籍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文字本身的偏爱，文字阅读成为一种超越日常心境的快乐，进而又能于此获取知识，通晓道义；另一方面则出于对传统的偏爱，既然无法以单纯的记忆去保存和回溯传统，那么书籍自然便成为再现传统，认识传统的*载体。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四书五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南宋淳熙年间，我国著名教育家朱熹将这四种著作用作小学教科书，并为它们作了注解，叫作《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四书》一名由此得以流传。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多从《四书》中出题，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考生的书。《五经》包括《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汉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因《四书》和《五经》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是士子求取功名的之书，所以后人将其合刻为《四书五经》。明代已有学者将“四书五经”用于书名，可见《四书五经》合刻本不会晚于明代。
《四书五经》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宗传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四书五经”成了金科玉律，儒家学者纷纷通过对其的笺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现象成为经学史上的一大景观。在这些经书及对其的诠释中，儒学的精神特质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内圣外王”的理想诉求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从哲学角度看，儒家极度重视从宇宙本体说明人的存在，从而确立人的地位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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