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注释。但在传统画学领域，这个工作起步很晚，清代始有零星的画学文献注释，民国时期也有一点，1949年后逐渐多起来，但仍然做得不够，且大多集中在早期，尤其是六朝画论中。
　　以前，我尝试以“集注”的方式研究六朝画论，排比诸家注释，多方对照，对其中仍然不清楚的问题，附以个人的看法。但这种“集注”，虽然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可取之处，却与著作权法相违背，万不得已，又改成“笺注”。所谓“笺注”者，因前人已有详解，而特注其未尽者耳。汉代郑玄注毛诗日“笺”，谓毛学审备，谦敬不敢言“注”，但表识其不明者，故日“笺”①。今日“六朝画论笺注”，亦谓六朝画论，前人解之甚详，特以其注之未尽者为重点解释而已。
　　《六朝画论笺注》的笺注工作，大量引用字书《康熙字典》和类书《佩文韵府》。字书和类书是否能作为注解的书证，可分两方面看。一方面，现当代的字书或类书，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另一方面，古代优秀的字书或类书，还是可以用的。其实古人注书，并不排斥字书或类书的使用，比如字书《说文解字》在古人注书中大量使用，而类书《太平御览》也是古人注书常用的。本笺注引用《佩文韵府》和《康熙字典》，与古人注书的精神并不相悖。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尊重前人劳动成果，也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这部笺注，我断断续续作了十几年，几近乏味。前几年出版的《汉魏六朝画论十讲》，与这部笺注本为一体，当时为了评职称，仓促出版，多处令人难以满意，希望以后有机会修订，并与此注合为一体。六朝画论，若论其在画论上的价值，首推宗炳与王微二人，“六法”还在其次，这是就它们于艺术实践的意义而言如此。画论研究说到底，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服务于艺术实践。我向来认为，从事画论研究，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古典文献的解读能力；二、逻辑思辨能力；三、绘画实践能力。如此，画论研究才不至于成为玄谈，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总是有益于实践经验的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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