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日现代文学关系”一语中的“现代”作为时间概念，限定在民国初年至1945年之间，就不难发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国的文学发生了广泛、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呈现为一种高密度的交织状态。而作为日语同人诗刊的《铜锣》于1925年诞生在中国广州，继而移至日本继续发行，并成为日本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杂志，就不妨视为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学交织状态的跨国性文学事件。以《铜锣》为纽带，中国诗人黄瀛与日本诗人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的亲密交往和深层互动既印证了中日诗人间确曾有过“可以彼此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也成了这种“幸福”在国家和战争的坚壁前像鸡蛋般脆弱易碎的鲜活案例，凸显出“越境体验”、“身份认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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