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49年，上海劳资争议爆发的频率达到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的最高峰，劳资关系紧张。为应对危局，国民党政权转变工运策略，从压制工运转变为控制劳工，引导工运组织为其所用，垄断工运的领导权，注重将帮会组织纳入体制。但国民党政权内部并没能集中工人运动的力量，而是分为工人福利委员会、劳工协进社、三青团等多方势力。它们彼此互相争斗限制了国民党劳工组织的发展，为中共的城市革命提供了机遇。党争成为国民党难以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