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科研资金紧缩，导致资源更多倾斜于实用或实际的成果，以创造能够带来即时价值的产品。这样的大背景下，专攻紧迫的显著问题是否才是明智之举？事实并非如此。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创始董事、曾帮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到美国的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其经典作品《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中描述了一个有关科研的巨大悖论。那些纯粹由好奇心驱动而无关应用的对深层问题的探索，往往能催生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带来zuiju革命性的技术变革。简单的例子：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电脑芯片。

这本小书包含了弗莱克斯纳于1939年写就的那篇永不过时的文章，以及高等研究院现任院长罗贝特·戴克格拉夫的一篇新作。戴克格拉夫在文中指出，弗莱克斯纳对“无拘无束地追求无用知识”这一价值观的捍卫，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更甚于20世纪初。他讲述了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基础研究如何引发了重大变革；解释了它为何既是创新的先决条件，又是社会和文化变革的第一步。他提出，唯有在自然与人文科学领域真正重视并大力资助由好奇心驱动的“对无用知识的追求”，社会才能获得更广博的智识，才能在当下和未来实现实质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