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吉奥乔・阿甘本解释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发挥的战略作用。他假设，在西方传统下，所有哲学活动的命运都取决于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虽然从根本上说，“第一哲学”指的那个东西缺乏内容，也不具备它所要求的那种原初性，但它的功能依然至关重要。因为起作用的不是第一哲学的内容，也不是第一哲学的“第一性”，而是它对哲学的定义，严格来说，也就是它对哲学的界定――它通过设定边界，把哲学和其他形式的知识分开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一哲学实际上是“其次的”“最后的”，它预设了其他形式的知识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知识并与这些知识相伴。因此，在西方文化中，第一哲学处理的实际上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支配与服从，冲突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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