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分四章。

在第一章“案件与过错”中，阿甘本从历史语文学分析出发，揭示了这两个词模糊的词源，以及它们在概念层面的亲缘关系。他指出，这两个概念是法律建筑的前提，但构成法律领域的，是“罪”这一概念。由此，他过渡到卡尔·施密特的相关理论，并进一步探讨了法学中“制裁”这一概念。

在第二章“crimen与karman”中，阿甘本考察了常与“案件”“过错”联系在一起的拉丁语crimen和梵语karman的关系。后者即“业”，在佛教中指的是行动背后的意愿。他认为，“karman指的就是crimen，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可以归责并产生后果的行动”。承认这一点，便可引向意愿概念的诞生。

在第三章“意愿的困局”中，阿甘本阐述了古代世界经由亚里士多德到基督教世界的转变史，这也是意愿概念的诞生史。他指出，与佛教立场类似，柏拉图想要在“是”和“思索”之中寻找人的善，亚里士多德的答案则是“成为”和“行动”。这组对立概念是本章的论述重点。

意愿是将行动固定在主体上的哲学装置，使主体为其行为担责，也就变成了可归责的、可制裁的。正因为此，我们才有必要“超越行动”――这正是第四章的标题。在最后一章中，阿甘本思考了“善”与“行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意义。他指出，实现善的必要性正是亚里士多德的遗产。

全书的落脚点是对姿势的分析。除了佛教学说，阿甘本关于姿势的理论探索还指向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暴力批判》。他对该文本的兴趣在于，如何将人类的行动从目的―手段的循环中解脱出来。而这也是他在作为本书前言的《姿势的本体论与政治学》一文中重点加以考量的。

在前言中，阿甘本总结道：“我试图在书中说明，行动、原因和过错的概念之间存在构成性的关系。我提出的假设是，这三个概念共同构成了将人的行为嵌入法律的领域并让其变得‘有过错’的装置（dispositivo）。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行为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归责给某个主体。人的行为是crimen。这个拉丁语单词可能和梵语中的karman――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业’――有亲缘关系，其原始含义指的是主体的行动与其后果之间无法摆脱的联结。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的法律与道德观念，即人必须回应自己的行动。这似乎理所当然、无可置疑。然而，切不可忘记，20世纪至为伟大的神学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全部写作，无非是固执、近乎偏执地追问这唯一的问题：‘人为什么会有过错？’究竟是为什么，人类的心灵会这样设想，认为他的种种‘行动’应该归责于他并让他有过错？”